从而，中国共产党可能同时面临社会基础薄弱的现实困境及合法性匮乏的理论困境。

这些研究者不仅有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有来自司法实务部门，为数众多。而有些小命题论文，虽然引证次数不算多，但在整个司法研究中的地位不可或缺。

陈卫东、刘计划、程雷：《法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赴欧洲考察报告之一》，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0期。方流芳、傅郁林、廖永安较早研究了诉讼费用的收取、流变以及与法院财政的关系。在诉讼法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学界，也逐渐形成了关注司法运行机制、具体制度实施现状，采取数据分析和问卷调查为特色的经验研究群体。有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超前，甚至宪法司法化的讨论出现。178. 参见张骐：《通过法律推理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改革的又一条思路》，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

例如，2007年成立的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2015年成立的中华司法研究会、2016年成立的上海法学会司法研究会。法院院长首先扮演的是管理家与政治家角色，而不是法官的角色。因此，隐私权的主体建议改为民事主体，不必完全限定于自然人，因为法人在比较法上也有私生活（未公开信息，与外部生活相对应的内部生活）。

进入专题： 人格权 民法典 。１．关于人格权编的调整范围。第16-2条规定：法官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或责令停止对人体的不法侵害或对人体的组成或产品的不法行为，包括在他人死亡之后。因为此类治疗通常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身心折磨，而且其结果往往也只是人为地短暂延续其生命。

以法国法为例，经2008年12月19日的法律修订后，《法国民法典》第16-1-1条规定，对人体的尊重不因死亡而终止。因此，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如何抓紧修订现有的人格权编现行草案，尽快形成比较完善的文本，无疑是人格权立法工作的当务之急。

２．二审稿增加规定了生命尊严（第783条）。拒绝发表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特别是与其他各编（物权、合同、婚姻、继承、侵权责任等）不同，我国目前并不存在一部人格权的单行立法。值得关注的是，当下有关政府部门正在推行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某些偏差，信用体系具有演变为无所不包的天网的趋势，给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带来严重的影响。

该论者在其下所列举的通信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等显然属于宪法基本权利的范畴）。若回应的事实显然不正确，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则媒体有权拒绝刊发。这一增加确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仍然不足以应对相关的实践。就我国而言，实际上我国现行立法已经包含了回应权的某些因素。

在法国法上，精神损害的正式称谓也是非财产损害（ｐｒéｊｕｄｉｃｅｓｅｘｔｒａ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ｕｘ）。从内容上来看，三审稿草案的现有条文规定了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必要、合法、目的限制、相关性、比例性、信息安全、公平与透明度等原则，以及信息主体获取其个人信息、更正、删除等权利。

敏感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应由获得法定授权的机构来实施，禁止普通机构（尤其是企业）对敏感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应考虑区分性骚扰与性侵害（sexualassault，有身体实质性的侵害）。

在立法机关看来，这一重大的政治决断旨在打造新时代保护人民民事权利的‘权利法典。这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取得方式（后天基于特定行为或事实取得）的动态特定明显不同。或者④其他任何不受欢迎、具有性属性（sexualnature）的身体、语言或者非言辞性的举止。匿名原则是指器官的捐献者与接受者之间保持双向匿名。违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这也标志着中国立法机关正式决定在未来的民法典之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

三审稿草案的规定源自二审稿。因此，赔礼道歉的请求权并不应因时间的经过而消灭。

在法国法上，法人的商誉等遭受侵害时，可以提起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３．完善关于遗体的规定。

无偿原则是指禁止对捐献者给予任何报酬或者具有同等性质的好处。当前，只有极少国家允许按照患者的意愿实施积极安乐死（例如医生注射毒针结束患者生命）。

现有的司法救助基金缺乏公开、透明和统一的标准，应以此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统一的死亡赔偿基金。而大数据就其本质而言，则与这些原则相冲突，因为它是一种自动化和最大量的收集，以及对信息以数字化形式的无期限保存，以利于所谓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另外，如果是公益性的法人，就某人针对法人所代表的群体所进行的侮辱性言论（例如种族歧视）提起诉讼，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４．二审稿草案第778条第2款关于人格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之中，删除了赔礼道歉，三审稿沿袭了二审稿的规定。

对处于临终阶段的患者，如对其进行非常规的痛苦性治疗（如维生治疗），必须征得其本人的明示同意。如报告机构故意导致消费者报告信息错误，还可能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从法典体系性的角度来看，人格权编除应处理好内在的编排体例问题之外，还应处理好外在体例问题，置于民法典分编之首，既突出其极端重要性，也彰显中国民法典的时代精神。另外，损害赔偿以损害为基础来计算，一般不考虑过错。

实际上，这种技术中性的客观中立往往使我们忘记网络画像之后的主体，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简约主义，回避了法律的人类学功能。另外，信用报告机构有义务向消费者告知即将纳入信用报告中的不利信息。

因此，从立法科学性的角度出发，民法典最优的选择是删除荣誉权条文。另外，正如该学者所指出的，其所倡导的分类方法也只是关于人格权分类的众多学说之一。根据该条，报刊、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侵害他人名誉权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该媒体及时更正或者删除。该法要求信用报告机构提供精确、公平和保护隐私的信用报告，惩治由于故意或过失而导致包含错误信息的信用报告。

因此，建议草案增加规定：如果通过故意侵害他人人格权益来获取不当的经济利益，应允许受害人主张惩罚性赔偿。尽管很多历史事件已经过去多年，受害人或其家属仍然享有要求道歉的权利。

监督内部投诉委员会定期提交报告等。根据该法，个人有权对信用报告机构的报告提出异议，有权要求其采取更正、删除、核实相关信息等措施。

判例所确立的这些原则被称为Vishaka指南。三审稿第774条第１款试图对人格权这一概念的定义加以明确，但由于采取了类型列举的方式，因此几乎成为《民法总则》第110条的翻版。